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江苏文库编纂委员会委员、苏州南社文化研究院院长。曾客座任教于京都大学、东吴大学、逢甲大学，完成1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出版唐代文学研究专著《唐诗演进论》《丁卯集笺证》等；明清江南文学方面专著及相关古籍整理著作有《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等。
所谓江南之地，在地理范围指称上，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自我定义的。“鱼米之乡，博雅之邦，人文渊薮，衣被天下，美甲四海”，这些关于江南的想象，其实是唐宋以后的部分情景，尤其对明清时代而言较为适用。江南社会包括府域、县域、市镇，其中“市镇”接近于乡村，是最低层级的“城市”，其地位、作用在江南社会的发展中非常重要。
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与空间分布
2000年美国加州学派学者彭慕兰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其中提出“十八世纪以前的中国江南农业与欧洲英格兰基本相似，江南甚至有不少地方领先，只是约1800年以后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分岔。”
明清时代，江南士人对“市”“镇”的解释大致建立在民居的聚集、商业的交易和禁防管理功能上。明代弘治《湖州府志》称“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弘治《吴江县志》称“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正德《姑苏志》以为“民居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乾隆《吴江县志》：“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凡县邑皆然。”于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一些学者将明清江南市镇界定为“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
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是江南市镇发展、兴盛期。明代嘉靖到万历间，江南市镇发展形成第一个高峰，数量约三百个，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第二个高峰，达到五百多个。其中以苏州、松江、杭州、嘉兴等府最为明显。
而江南的发展，始终与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密切关联，外襟长江带运河而通大海，内有太湖、钱塘等湖泊水网纵横，这是江南的显著自然特征，丘陵和平原腹地之延绵乃与水环境相依附而成表里。从地名学角度，我们不难看到大量的市镇“以形赋名”，例如以浦、泽、泾、浜、河、渎、湾、港、溪、桥、溇、荡、浔、圩、塘、堰、埭等命名的就有很多。
显然水系是市镇命名的主要根据。相比较而言，与丘陵平原地势有关的则有山、冈、丘、埠等，就相对较少了。江南地区农耕稻作较稳定收获，形成“苏湖熟，天下足”之势；棉丝纺织业的发达，几可衣被天下，在相当程度上乃拜水沛土润的自然生态环境所赐。
乾隆十六年（1751）苏州画家徐扬描绘的《姑苏繁华图》，展示了十八世纪中叶苏州的繁华景象，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明清江南中心城市与市镇具有紧密的关联，无论在经济和人文方面，江南市镇都具有相当的地位。
江南人，外来者：
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的流动与汇聚
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的集聚，是经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如果以江南人和迁入者的比重来看的话，毫无疑问这种集聚是以前者为主的。江南人是江南文化创造的主体，具有基原性的地位，但外来者在江南市镇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卜居或寄寓使江南市镇文人群体规模增加、内涵丰富、文化活跃。江南人与外来者的汇聚、摩荡，造就了市镇文化、文学的繁荣。
明清时代几乎每个江南市镇都有诗社、词社、文社，有的直接以市镇地名命之，如盛泽的红梨社、同里的竹溪诗社、续竹溪诗社、昆山的东冈诗社等，这些文学社团规模不等，一般在十人以内，但也有像“骚人词客，代不乏人”的梅里，其词社多达九十人以上，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流派。这类市镇文学社团参与者一般都是“同里”关系，即使有外地人，大都不出江南范围。
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群体是“江南人”与“外地人”结合的社群，我们对“外来者”应该给予关注。人口流动是古代历史上的常见现象，虽然历代从江南迁往各地的人口数量相当可观，但总体来看江南吸附的外来者远远超出了迁出者。人口向江南的流动，自“五胡之乱”时就开始了，宋代以降，江南出现了两次显性的人口流动、汇聚。一次是靖康之变，北方士族大举南迁，其中多定居江南；一次是明清两朝各省士族与经商者向江南的迁徙，其中以安徽迁来者居首。
靖康之际的迁来者较多卜居于江南市镇这一层级，故清代江南名镇方志中往往有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寄籍其地，从而促进人文日盛的记载。而至明清时代的南渡者则已经完成了在地化过程，融入江南并成为推进江南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很多簪缨世家作为一地之人文风标，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为吸附江南周边地区人口的因素。
明清两朝江南各省士族与经商者移居江南的方式有四种：第一，跨省域向江南市镇流动。第二，因名人吸附而向江南市镇流动。第三，由江南府县城市向市镇流动。第四，江南市镇间互相流动。
明清江南市镇的环境与生态
清代江南市镇文学总集在历述本地人文昌兴时往往都联系到本地山川形势，如“盛湖犹吴江旧治，溪山清远。士大夫家烟云水竹间，日饮湖光而汲山渌，襟怀幽旷，发为歌咏，皆能抒写性情，深有合于《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江南文人大都怀有深厚的山水情结，其生于斯，长于斯，自然环境濡化了他们的秉性，也形塑了他们的文学品格。
而园墅作为一种人为作用后的自然环境，对文人的影响甚巨。山川地理冶铸人的方言音声与先天性格，乃园墅所不能，但园墅与自然山水同样成为文人活动的空间，审美抒情的对象。明清两代，江南文人与园墅的关系，至为密切，既关乎性情习尚、人际交往，亦关乎写作题材、美感涵蕴。故在物质环境层面上探讨江南文人与市镇的关系，园墅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江南市镇园墅是一种物理空间，也是一种文化空间。锺惺曾游访许自昌于万历年间构筑与长洲甫里镇的梅花墅，作《梅花墅记》云：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玄祐之园皆水，人习于亭阁廊榭，忘其为水；水乎，园乎？难以告人。闲者静于观取，慧者灵于部署，达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
可以说，江南市镇历史传统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创造和承续角度而言，世家民族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少儒而能仕者，在一地历史传统形成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清时代，市镇《先哲志》的编纂者往往视本镇名家盛族为珍贵的文化资源，对“自古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比他镇为蔚”，“科第不绝，儒风不衰”者尤予表彰，而其中擢科第、登仕版、卓有声称者，更成为市镇人文昌盛的典型为历代传诵，乃至为之建牌坊、造亭阁、树碑石，用可见的物质形态符号作为对乡贤永远的纪念。
明清江南市镇文人荟萃，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隐读的风气。元末明处的政治巨变，造就一批“虽居市廛，如处岩壑”的城市山人，由此江南隐读阶层逐渐聚型，江南文人也便形成了某种新的存在方式，而不少人最终离开了城市，寻求隐读和写作的新空间。江南文人如果走出城市而又要获得基本的生活和交流的便利的话，市镇自然是主要去向了。
明清江南市镇天形地貌，山水菁英，具有兴发性情，蔚兴人文的潜在作用，而弦诵之声不绝，儒风雅道日盛，逐渐厚殖成一种文化传统。诗书之兴多由治化而发生，治化虽具有人文属性，却又与地理因素有关，人们称之为自然环境的那个非精神空间，恰恰蕴含着一种氤氲化醇，息息濡变的内在力量。可以说，明清江南市镇的环境和生态是内敛性的，也是饱溢性的。内敛是市镇的局地性、基层性特点所决定的，而饱溢则表明其文化向度多维，包容度高，影响广泛。它涵容了江南文人的知识、伦理、态度、价值多重意识，又不断以日常体验、实践使这种意识得到深化。就此而言，完全可以将市镇作为明清江南典型的记忆识别空间和文化贮存空间。也正是凭借对这种空间的认识，我们能够理解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与文学群落的形成，其间具有内在而紧密的联系：在这里，物与人的发展是互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最终创造出文学、文化发展的优沃的土壤。
